作者 峥嵘人

　　胡琏当过“空中飞人”吗？

　　刘亚州将军在《金门战役检讨》一文的第五章、第六章里，以重彩描绘胡琏，但事实和结论多有谬误，特商榷如下：

　　一、 胡琏当过“空中飞人”吗？

　　刘将军评论胡琏在淮海战役的表现时说“后来有人指责胡琏怕死，只身逃脱。我到不认为他怕死。其实他也不怕死。”

　　胡琏不怕死的根据是什么呢？刘将军举例说“10月25日金门岛上炮火连天，但海上风浪奇大，料罗湾无码头，十二兵团无法登陆。当时登陆的方法是在岸边停一艘船，运兵船靠近岸船，人再上岸。军情如火，不能再等，便采取所谓‘空中飞人’方式登陆。即海浪涌上来时，两船船身得以在瞬间靠近，人在这一顷刻跳到另一船上。巨浪退时，两艘船身立即拉开。一连长带头跳跃，由于不慎，被两舰船体挤成肉浆。人人胆寒。这时胡琏却坚持要当‘空中飞人’。结果他惊险地跳过去。给了官兵以很大的鼓舞”。

　　且不说料罗有码头，否则两船相靠也上不了岸。就说刘将军的整个述诉也是道听途说而来。请看胡琏在《泛述古宁之战》一文中的自述：“10月25日黄昏，民裕轮抵达金门南的料罗湾，兵团部派员以L.S.T（大型坦克登陆舰——笔者注）来驳接我等上岸，但因风浪，两船无法靠拢，而民裕轮船长又因水道不熟，不敢夜航，泊停海中，时闻炮声，却不知岸上已发生战争。翌日晨，（10月26日——笔者注）启碇前往大、小金门间之水头，10时到达汤总部总务处长来接，始悉匪已登陆，昨日激战整日，……。”可见胡琏10月25日并未因“军情如火”，当过“空中飞人”。

　　笔者纳闷儿，刘将军研究黄维，连《毛泽东选集》中提及黄维高达一百四十四次都“重大发现”了，可研究“黄、胡一体，都是十二兵团魁首”的胡琏，“把胡琏端上来解剖一番”，却出现了这样“重大”的错误，让人不能理解。

　　二、 蒋军得逞，是用对了胡琏吗？

　　刘将军说：“金门之战，蒋军之所以能一逞，就是用对了人。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启用胡琏，今天看来确是一着高棋”。

　　从胡琏的《泛述古宁头之战》可以看出，胡琏是10月26日10时左右陪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登上金门岛，11时“午餐在桌”之际，胡琏电话得知前方战火正激，因此没有吃午饭即赶往湖南高地，约11时半自行接过指挥权。当时战场态势是，我244团、251团余部已于25日傍晚撤到古宁头，26日晨我得到246团、259团约三个连的支援，但我军只剩林厝、北山、南山约四个据点，沿海阵地大部被敌攻占，面对敌十个团的围攻，我军越打越少，而敌尚有数个机动团没有投入使用，从战役层面上讲，我军已无获胜可能。因此作为战役指挥官的汤恩伯对胡琏说，战事已近尾声，并不为过。而具体指挥作战的敌18军军长高魁元，在电话里跟胡琏说：“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形势相当严重，即派车迎司令官来。”是从战斗层面讲的。这说明我军在后援无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不放下武器，而进行最后的决死抵抗。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的“《金门保卫战》一书，也说：“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由台受命，于26日上午11时抵达水头村，晤汤恩伯将军后，旋即赴湖南高地，并将部署略为调整，……。”（重点符号笔者注）这说明胡琏即使不上金门，蒋军还是要胜。

　　笔者认为，虽然蒋军的反击作战，主要是胡琏12兵团的部队打的，但关键时刻的指挥是汤恩伯和22兵团司令官李良荣。战后，蒋军各派系纷纷争功，蒋军的战史也带有倾向性，但我军的高级将领不应人云亦云，而应根据战役的过程，实事求是地分析。早在10月22日，汤恩伯就根据岛上12兵团的部队尚未正式接防的情况，授权李良荣在胡琏上岛之前，统一指挥全岛部队。我军登陆后，汤又在第一时间再次委托李良荣统一指挥又获得敌19军增援的全岛蒋军。李良荣正确判断战场态势，果断指挥部署不属于自己麾下的18、19两军参战。随后李良荣又根据反击部队建制状况，授权18军军长高魁元，具体指挥全岛蒋军作战。我军三个团在10月25日2时至3时分别登陆，而3时30分西线敌机动部队353团前出的两个营，已同我253团接火。4时30分东线敌机动第354团，也同我244团短兵相接。敌人的反应不可谓不快。

　　汤恩伯、李良荣正确判断了我主攻方向，果断指挥和部属属于胡琏12兵团的机动部队全力反击，对蒋军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这种不抱门户之见、不搞派系之争的作战指挥，在国民党军史中是十分罕见的。金门战役中，李良荣起的作用比胡琏大的多，胡琏只是早来半天，侥幸捡了个便宜。如果他再晚来半天，“金门大捷”跟他本人就没有关系了。因此，刘将军“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启用胡琏，今天看来确是一着高棋”的结论不能成立。

　　三、 胡琏怎样知彼？

　　刘将军在文章中列举了胡琏预测我军金门作战的三种战法，一曰“瓜分战法”，二曰“断道战法”三曰“三猛战术”，并评论说“好个胡琏，简直象是钻进我军肚里的蛔虫。”胡琏是否写过此文，是否“此文在十二兵团抵达金门海面时才杀青”，笔者不得而知。（恕笔者不敢盲目相信刘将军所言）就算肖锋的战法不幸被胡琏所言中，也不代表胡琏是“我军肚里的蛔虫”。战术是死的，怎么用、何时用是活的。如果我军换82师师长钟贤文为战役指挥员，战法就与肖锋不同，肖锋一个人的指挥不能代表我军的指挥水平。再说，“打仗，打将”，肖锋也不是败在胡琏之手，而是败在汤恩伯、李良荣之手，胡琏只不过来的巧，捡了个便宜。

　　一个将领，是否知彼，不在对彼方的几个具体战术了解多少，最关键的是要知道彼方的心思，知道彼方的全局作战企图。

　　胡琏不知彼的例子，笔者还要重提胡琏不理解毛泽东交叉大调兵这件事。胡琏说我军渡江战役后，“毛泽东突然做了个奇怪的决定，令刘伯承与林彪交叉运动：刘进西南，林下两广，全是舍近求远”。刘将军肯定胡琏的判断，说：“这样一来，致使十二兵团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从容由潮、汕撤到海上”。一个叫秦风的人，在《凤凰周刊》2004年第20期发表《金门战役中的台湾视角》一文，附和刘将军的看法说：“意外的是，此时攻占南昌的刘伯承部队并没有把十二兵团放在眼里，而是掉头向西进入四川、贵州等地。十二兵团主力遂幸运撤离并且集结于潮州、汕头等第，十月间又移至金门。”（说来也怪，金门战役的刘将军视角同金门战役的台湾视角到也十分相近。）

　　其实胡琏的“奇怪”和秦风的“意外”，都是不知彼，不懂毛泽东的心思。也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懂战略和战役的区别，根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甚至中了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的“声东击西”“暗渡陈仓”之计，还蒙在鼓里。

　　首先，打仗同下棋一样，需要通盘考虑。不作全局考虑，见子就吃的人，俗话叫“臭棋篓子”。这种人当然不配研究“大战略”、“大国策”。

　　战略同战役是不同的。刘邓的二野攻占南昌是渡江战役的组成部分。二野原先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三野攻占南京和切断浙赣线，由于汤恩伯的部队逃的太快，总前委才及时调整部署，令二野把攻南京的任务全部交给三野，而全力追击南逃的汤恩伯败军。攻占南昌及吉水已经超额完成渡江战役的任务了，而消灭属于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的胡琏十二兵团，是下一个战役的任务。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仗、一仗的打，攻占南昌后没有接着去吃掉胡琏兵团，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和“意外”的，想一口吃个胖子的人，才是“奇怪”和“意外”的。

　　第二、攻占南昌控制浙赣线后，二野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总部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正象毛泽东指出的：“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因此吃掉胡琏兵团，不是当时二野的任务。

　　第三、渡江战役后，毛泽东没有紧接着打余汉谋部，没有让一野南下入川，是为了让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不致过早迁往台湾，以利在大陆尽可能多的消灭蒋军。因此毛泽东在6月27日致彭德怀的电报说：“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果然，广州伪府于10月12日迁往重庆。证明战争的发展皆在毛泽东掌握之中，而胡琏之流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四、二野陈赓的四兵团在打南昌之前，已奉命指挥四野先遣兵团的43军。打下南昌后，陈赓又命43军的156师警卫南昌。广东战役前，二野四兵团奉命就近归四野林彪指挥，以四野部队名义出现。而林彪又命令陈赓统一指挥二野的四兵团和四野的15兵团及两广纵队等，发起广东战役。事实是攻占南昌的刘伯承部队，在陈赓指挥下，随后又南下攻克韶关、曲江、英德、三水、佛山，在配合东路的15兵团攻克广州之后，紧接着发动了两阳战役，歼敌13兵团部、21兵团部等共四万余人。这其中不存在刘伯承的部队攻占南昌后，“舍近求远”，“突然”“调头向西进入四川、贵州”的问题。“奇怪”和“意外”的是战后，胡琏、秦风、甚至刘将军对此竟毫无所知。胡琏如此“知彼”，岂不是笑话？

　　四、 我军交叉大调兵的内幕

　　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就决定由二野、三野联合发起渡江战役，尔后二野主力向西南进军，四野解放武汉、广州后经营中南。上海解放前夜，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又提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从战略布局来看，二野由东向西、四野由北向南，两军必有交叉。但实际上渡江战役中，二野四兵团已经打到四野先遣兵团的南边，5月14日已占赣南的吉水，5月22日陈赓4兵团攻占南昌，第二天四野才进占南昌北部的九江。因此发动广东战役时，二野的部队都是就近出动，只不过因打着四野的旗号，使胡琏等人都蒙在鼓里。

　　渡江战役后，二野的五兵团和三兵团第10军，也是以四野部队名义沿浙赣线秘密向湘西、川东、黔北移动，并在四野指挥下，参加了衡宝战役。真正示形二野交叉运动的，仅仅是二野的指挥部和三兵团。（欠第10军）

　　九月中旬，二野三兵团（欠第10军）以二野全??南京时，南京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二野北上活动，一列列火车到达郑州时，刘伯承却声东击西，在郑州人民欢迎二野的大会上公开发表讲话，表明了二野经陕西南下四川的决心，新华社也发表了消息。这给敌人造成了二野全军将从陕南入川的错觉，使其把防御重点放在了川陕，川鄂边，疏于了对川黔边的防守。实际上二野北上的部队却在郑州调头南下，经过信阳、孝感然后秘密向鄂西挺进。这一招胡琏就更不知道了。

　　总之，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虽然有战略上的分工，但是具体战役不存在“舍近求远”的问题，例如，二野四兵团就近指挥并参加了广东战役，而四野的38军，42军，47军，50军等也就近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像刘伯承所说“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等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所谓的二野和四野交叉大调兵，对我军战略大迂回，包围，围歼白崇禧，胡宗南集团起到了重大作用，是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高超指挥艺术的光辉典范。

　　五、胡琏和拿破仑

　　拿破仑是一个帝国皇帝和全军的统帅，而胡琏充其量只当过两个兵团的司令（1946年11月至12月胡琏当过不在编的“宿新兵团”司令官）拿破仑独自指挥过数十个战役，而胡琏只在金门指挥过半个战役。胡琏在抗日战争时有不少战功，但他当时不是战役的指挥员，1946年11月薛岳集中11个整编师（相当军）发动宿北战役，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因胡琏指挥的整编69师被全歼而告终。胡琏这条“蛔虫”那时在谁的肚子里？

　　刘将军在文章中说“法国人性柔弱，在与外国作战中很少胜利，腐败的清朝与那么多列强作战，无不大败，独对法国一役获胜。但自拿破仑出现，法军则成了百战不殆的虎狼之师。拿破仑一死，又恢复常态，这情景颇值得玩味。”刘将军以此说明“金门之战，蒋军之所以能一逞，就是用对了人。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启用胡琏，今天看来确是一招高棋。”但刘将军对拿破仑和法国军队的评论明显失当。

　　先说中法战争，从刘将军上下文的转折关系看，似乎中法战争法军失败是由于拿破仑还没有出现，而事实是中法战争时，拿破仑已死去64年，再说拿破仑在世时发动的侵略埃及战争，还是以战败告终，更不要提滑铁卢战役了。

　　所谓“法国人性柔弱，在与外国作战当中很少胜利”，“拿破仑一死，又恢复常态”。的结论，更让人哭笑不得。

　　人类历史中，产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客观事实，脱离历史背景的“人性柔弱”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试问“法国人性柔弱”为什么残酷的将法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甚至不让他作最后的演讲？

　　拿破仑死后9年的1830年6月，法王查理十世出兵入侵阿尔及利亚。仅1832年4月6日一天中，法军就残杀了阿尔及利亚一万二千人。法军一个上校在信中自述，他们“杀死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捕获所有妇女和儿童，……消灭一切不愿奴颜婢膝伏在脚下的人。”(详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第十九章第一节“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试问，“法国人性柔弱”表现在哪里呢？更别提这些“人性柔弱”的法国人，参与烧毁了我们的圆明园，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种赶时髦的超阶级，超民族，超社会的“法国人性柔弱”论，可以休矣！恐怕法国人自己都不会承认。

　　早在拿破仑出生前100多年的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已经是欧洲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连英王斯图亚特都接受法国的资助，在外交上尾随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号殖民帝国，海外殖民地等于本土的二十倍，但这些殖民地大都不是拿破仑时代占领的。因此所谓的“法国人性柔弱”。在与外国作战中很少是胜利。……但自拿破仑出现，法军则成了百战不殆的雄师。拿破仑一死，又恢复常态。”的结论纯属无知之谈。这种不求甚解就断下结论的人，却官运亨通，这情景才“颇值得玩味。”

　　其实在拿破仑时代，即使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张破仑，李破仑。不才恳请刘副政委再重温一遍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文，千万别让读者舍近求远再去“玩味”了。